李士谔教授1955年回国后，他的实验室里曾有许多有才华的年青工作人员和从其他导师处转到教授门下就读的优秀研究生，可谓人才济济。直至1962年研究生开始公开招生时，我才荣幸地成为第一个直接报考李士谔先生为导师的研究生。在“文革”的动乱中，实研所搬迁四川后撤销，组内原从医学院毕业的人都被分别下放到西北“戈壁滩”或到油田…，酶组也不复存在了！李教授曾遗憾地戏言道：“说得好听我是个“空军”司令，说的不好就是个“光杆司令”了！1978年高等院校恢复招收研究生后，酶组又恢复了青春。然而，仅仅10年之后，严重的心肌梗塞使先生不能再继续享受耕耘在生命科学前沿的乐趣，不无遗憾地从“指点江山”的“总司令”岗位上退休了。

李士谔先生的科学思维缜密而活跃、敏感而又前瞻；这保证了他的科研工作始终处于生命科学的国际前沿领域，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褒奖与科学界的认可，并使他的同事、学生们从中受益终身。

在追思先生对祖国、对科技事业的贡献时，我以个人亲身经历过的几件事，追溯先生对我的启蒙、指点与引导。

1962年秋，我正式到导师办公室报到时，先生首先把我在研究生入学表格上填写的研究方向从“酶”改成为“诱导酶”，并给我指定了一篇刊登在Advances in Enzymology上有关“乳糖操纵子调控机制”的文章作为我英语翻译的作业，让我好好读。这篇文章的内容对一个医学院毕业的我来说十分生疏，但它第一次把我引入了一个动态的、可调节的微观领域。我非常兴奋地阅读着，并开始把细菌体系的“诱导”和“调控”的精髓与导师后来给我确定的课题“激素诱导果糖1, 6, 二磷酸酶的调控机制研究”这个在小鼠诱导酶系统的工作联系起来。此后，虽然我的课题因故改变，但这个“诱导调控”的方向却成为我一直梦想涉足的领域。三年后，Jacob 和 Monod因乳糖操纵子这项工作获得了1965年的诺贝尔奖。我才意识到先生早在此前多年已认识到基因诱导调控领域的在生命科学中的重要性，显示出他当年对生物化学学科前沿领域的深邃认识和敏感性。

 文革中的1970年，我们全家三人于1月12日凌晨来到陇西北的“戈壁滩”中安家落户。远离了北京和科研信息长达11年之久，直至1980年12月我们才奉调回到医科院工作。1980年我曾在北京参加了WHO出国进修奖学金的全国统考，1981年录取后正茫然不知应当选择哪个实验室最有利于我回到真核基因调控领域的发展。与先生谈起此事，他毫不犹疑地替我做出申请Rockefeller大学Vincent Allfrey 实验室的选择。这件事再次表明，尽管1970-1980年代是基因克隆和基因工程蓬勃发展的年代，染色质和蛋白的修饰处于低谷，先生却早已认识到Allfrey在1964年的发现（组蛋白修饰的基因调控作用）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性。而国际科学界却迟至1990年代才开始对此广泛重视。 Allfrey教授随后才被誉为当代“分子表观遗传学的奠基人”。这比先生的认识至少晚了10年。

1984年我从美国Rockefeller大学进修回国后，就开始组建以哺乳动物细胞为对象的基因调控研究组的雏形。那时，我有机会与先生同在一个办公室上班，因此时常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同时也深深地受到他乐观、开朗性格的感染，直到他1989年退休。此后，每次我到休斯敦去探望他或者他回到北京来所时，一谈工作他总是说“我都不懂了”，但又很欣慰地倾听我们工作的点滴进步。他在90高龄的2009年又回到了北京，依然是那么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他最后告别时说： “我还要回来的”！我们也一直期盼着！没有料到这竟是他与我们的永别！

从1962年到现在半个世纪已经过去，我可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的是，我和我的学生们继承了您在祖国开创的事业，在基础所生化系建立了染色质与表观遗传调控研究组，它正在您曾用心血浇灌过的沃土中茁壮成长！

安息吧！恩师李士谔先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生化系研究员 沈珝琲

2014-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