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应今天是悲痛的日子，但由于恩师在他的一生中，在几次难以忘怀的时刻，都能挺而走险，逢凶化吉：如在70年代无情地电击，几乎丧命，最终只留下手的残痕；在80年代后，相继中风，心肌梗死，甚至面积达1/4； 还有心脏支架，颈动脉手术等等。。。。。。 这些夺命的残害，教授都一一排除，顽强而乐观地生活到了94岁，可以说寿终正寝，在无痛苦中离开了我们，真是命大福大。所以，我们应该化悲痛为庆祝！
此刻，我以仰慕和极度缅怀的心情，追思我们的恩师李先生。
1. 扎实的基础教育：
在1942年 毕业于举世闻名，人才辈出，诺贝尔 获得者的摇篮------昆明西南联大 化学系，随后进入金陵大学，在著名生化专家戴安邦的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
1948年赴丹麦留学，在闻名于世的，发明了微量测定蛋白质和酶活性的著名实验室工作，并发表了有关磷酰胺酶生化性质方面最早的论文。
1950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UT, Austin），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有关“磷酰胺酶的底物合成和酶的动力学特征”，得到非常有价值的结果，发表在美国权威刊物，并被细胞及组化类的专著所引用。由于成绩突出得到了“SIGMA 金钥匙”奖。 1954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2．卓越的科研成果：
1955年不顾美国政府的阻扰, 毅然回到祖国北京中央卫生研究院之后与协和医院合并, 现称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生化系，系副主任，首批带研究生的三位导师之一。
回国初期，仍继续研究磷酰胺酶的工作，并又开展了磷蛋白的磷酸酶，此酶与蛋白磷酸激酶一起，是在调节多种生命现象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仍是现今国际上前沿课题及其热点。
1957年响应理论联系实际的号召，转入人的肿瘤酶学研究，首先用酶学方法建立了宫颈癌诊断指标，如：透明质酸酶等灵敏准确生化指标，获卫生部奖励。
文革前，率先建立了诱导酶的动物模型，首先发现色氨酸吡咯酶的活性及酶蛋白的诱导改变是由于mRNA 水平的改变，这对癌变过程中，异常的基因表达调控提供了重要依据和新理念。这无疑是进入国际上先进行列，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课题。（由于文革退迟了十年才发表）
文革后，又首先建立了化学致癌物诱发肝癌的动物模型，发现了在癌变过程中，多种酶活性的改变，特别是增殖酶及分化酶呈规律性的改变，与人的发育过程中相反，两者有负相关，并具有协同的异常调控作用。
70年代末择选了一对增殖酶（ACT）与分化酶CPS 作为肝癌癌变的酶指标，并进行系统地深入地研究。
从酶活性->酶蛋白->酶蛋白的合成->酶的基因库建立及基因片段的筛选->酶基因表达及调控->以致染色质的结构和功能的变化等，逐步深入地研究; 并结合癌基因（N-ras）和抗癌基因（RB）的异常表达及调控方面的结果，阐明了癌变原理的分子基础，提出了癌变研究的新理念，开辟了癌变研究的新途径。为此受到卫生部的奖励。
总之，不难看出李先生的一生，是为科学献身的一生，是当之无愧的著名生物化学专家，肿瘤酶学开拓者，癌变原理分子生物学专家。
3. 充实的科学生涯：
李教授的一生是非凡的一生，充实的一生。在他的科学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美好的回忆。
参加了很多次欧洲，美国，亚洲等举办的国际会议，展示他的研究成果。呕心沥血培养了50多位专业人才。发表了近百篇的有价值的科学论文。撰写“肿瘤分子生物学基础”多部书籍及综述文章。参与百科全书编译工作。担任卫生部医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生化理事会理事及编委，中国肿瘤学会理事等要职。
4. 崇高的科学风范：
非常勤奋 —— 李教授非常勤奋，永不知疲倦地追求他的理想。他常对我们说：他早期年轻时为攻读博士学位，在酷热的德州，常常关门穿着短裤，不分节假日地在实验室工作着。他在晚年近80多岁，早已是退休的老人时，仍带着午饭在MD Anderson癌症中心的图书馆从早到晚地看书，查文献，用他残疾的手，一字一字地手写出了几万字，最后完成了他“癌变原理的分子基础”最新进展的文稿， 并在国内的期刊上，发表了这些综述文章。
治学严谨 —— 教授的治学严谨是很难能可贵的。对工作人员，学生一直要求数据可靠，论证准确，论文中一字一句，甚至标点符号，都不得有误。
民主治学 —— 教授的民主治学精神，人人赞赏。在他的实验室学术气氛十分活跃，在实验选题中，大家充分讨论，争论不休，甚至争到面红耳赤。所以，教授在他科研选题上，具有创新性，独特性，前沿性，这点是大家公认的。
教授的一生是高风亮节，光明磊落，秉直诚恳。今天他离开了我们，他的这些美德，却将一直激励着我们，影响着我们。让这些美德精神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要像他那样脚踏实地的工作，堂堂正正地做人。
教授您走了，永别了，望您一路走好，安息吧!
学生： 王智
